新开传奇世界 传奇世界sf网 传世私服发布网 传奇世界中变 传奇世界微变 传世开服网 45woool找传世 zhaowoool找传世 传奇世界私服网站 传世散人服 传世45woool zhaowoool.com 45woool.com 找传世 传奇世界中变 传奇世界微变 传世开服网 45woool找传世 zhaowoool找传世 传奇世界私服网站 传世散人服 传世45woool zhaowoool.com 45woool.com 新开传世私服 传世私服 最新传世私服 传奇世界私服 传奇世界sf 新开传世sf 新开传世私服 传世私服 最新传世私服 传奇世界私服 传奇世界sf 新开传世sf 新开传世私服 传世私服 最新传世私服 传奇世界私服 传奇世界sf 新开传世sf 新开传世私服 传世私服 最新传世私服 传奇世界私服 传奇世界sf 新开传世sf 新开传世私服 传世私服 最新传世私服 传奇世界私服 传奇世界sf 新开传世sf 新开传世私服 传世私服 最新传世私服 传奇世界私服 传奇世界sf 新开传世sf 新开传世私服 传世私服 最新传世私服 传奇世界私服 传奇世界sf 新开传世sf 新开传世私服 传世私服 最新传世私服 传奇世界私服 传奇世界sf 新开传世sf 新开传世私服 传世私服 新开传世私服 传世私服 传奇世界私服 新开传世sf 新开传世私服 传世私服 传奇世界私服 新开传世私服 新开传世私服 传世私服 传奇世界私服 新开传世sf 新开传世私服 传世私服 传奇世界私服 传奇世界2中变 新开超变传世sf网

二手冰淇淋机

2018-10-21 01:11 来源:中国经济网陕西

  二手冰淇淋机

  新开传奇世界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正因如此,1978年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和任务都是为了集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都是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服务的。

  全球用户超过20亿的脸书,很快受到了来自股市的惩罚。而画像的基础数据,就是个人的身份信息、浏览习惯等。

  看似偶然的个体事故,实则有多样化的归因。比如,在打造文化形象时,不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而是通过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文学等构成的“泛娱乐”体系,通过“网络共创”等方式,塑造出拥有海量用户群、持续生命力和巨大商业价值的IP(知识产权)形象。

  首先,让阅读成为一种自觉。

    2013年5月4日,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习总书记谈到,“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广大青年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为祖国繁荣富强开拓奋进、锐意创新。

  今日新开传世sf报告一经发布,即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强烈关注与讨论。

  可以说,这一功能的出现,让“靠窗”乘车不再是梦。”  这封“熊孩子”的道歉信之所以能引起万千网友点赞,是因为这种现象不常见,却又符合人们心中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更能让人反思儿童教育中的种种问题。

  传世私服 传奇世界中变 新开中变传世

  二手冰淇淋机

 
责编: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前言

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企业管理的本质在于不断改变,以适应最新变化的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要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8-10-21,国家电投召开党组管理干部“管理创新”培训班(第二期)座谈会,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孟振平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管理创新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孟总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是真正的管理巨人,建议同志们读一读他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关于健全党委制,将革命进行到底,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篇目,仔细品味对管理一个企业的启示,一定会收获良多。并推荐读一读英国斯图尔特?克雷纳所著《管理百年》,它对20世纪的管理思想和实践作了深刻、完整、精彩的总结和批判性回顾——有趣、创新和进步的一百年,你会发现你正经历的企业管理现实浓缩了百年探索,也会有所收获” 。

公司党委认真贯彻孟振平总经理重要讲话精神,决定以党委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为主要形式,深入开展“管理思想”专题学习。通过学习《管理百年》等经典著作,系统学习20世纪管理思想及实践案例;通过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十篇经典文献,深入学习毛泽东同志管理思想和领导艺术。通过学习,深刻体会管理对于组织的极端重要性,掌握先进的管理思想、模式和工具方法,成为管理科学的思想者、创新理念的倡导者,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要按照集团公司新时期战略定位和钱智民董事长提出的“四有”、“三个转变”、“两大战略课题”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发展意志,推进管理创新,奋斗三年、赢得未来,将成套公司建设成为受人尊敬的“三好”一流企业。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超变传世65535 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是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提升司法公信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有力保障。

 国内的政治状况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1〕,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2〕,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3〕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4〕。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5〕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中国红色政权〔6〕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7〕,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方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8〕。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9〕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10〕,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11〕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12〕。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这种失败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而挽救过来了。

 

 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

 

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经济问题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13〕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军事根据地问题

 

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14〕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注释

 

1〕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曾作了详细的说明。

 

2〕蒋派指蒋介石派。桂派指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冯派指冯玉祥派。阎派指山西军阀阎锡山派。他们曾经联合对张作霖作战,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占领了北京和天津。

 

3〕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打败后,张作霖成为北方最有势力的一个军阀。一九二六年他联合吴佩孚入据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从北京退回东北,在路上被向来利用他做工具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炸死。

 

4〕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发生及蒋介石公开对日妥协之后,曾经追随蒋介石参加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变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蒋介石政权的在野反对派,他们既不满意蒋介石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又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他们发动了一个改良主义运动,幻想在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之外,另找一条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当时,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政客,曾在这个运动中进行投机活动,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所谓“改组派”。

 

5〕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出兵山东,侵占济南、青岛和胶济路沿线,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本侵略军在济南进行大屠杀,在这前后十几天内,共惨杀中国军民数千人。这次屠杀事件被称为“济南惨案”。

 

6〕中国红色政权在组织形式上,和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是相同的。苏维埃即代表会议,是俄国工人阶级在一九○五年革命时创造的一种政治制度。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从巴黎公社和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苏维埃是工农革命政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当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在世界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所领导的各地人民革命起义,即以代表会议为工农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但是,这时的中国革命仍然处于民主革命阶段,这种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性质是有区别的。

 

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来属于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方许多殖民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占领,那里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组织了反法西斯侵略的广泛统一战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已开始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治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逐出,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企图继续原来的殖民地统治,但各殖民地人民已在抗日战争中锻炼出了一种相当有力的武装力量,他们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而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除美国以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或被推翻或被削弱,更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阵线在中国被突破,因而使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已在世界上发生很大的动摇。这样,就使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国差不多一样地有可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由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根据这种新的情况,毛泽东于一九二八年对于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条件下这一个问题上所作的观察,已有了改变。

 

8〕这是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各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最初爆发起来的对反革命势力的反击行动。在广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工人和革命士兵在一部分市郊农民的配合下联合起义,建立过为时三天的人民政权。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海丰、陆丰等地的农民,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和九月举行起义,都曾经建立过革命政权;在这年十月举行的起义中建立的革命政权,一直坚持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在湖南省东部,一九二七年九月,起义的农民曾经占据过浏阳、平江、醴陵、株洲一带,醴陵农民并于一九二八年二三月间建立过农村革命政权。湖北省东北部的黄安(今红安)、麻城等地的起义农民,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占领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二十多天。在湖南省南部,一九二八年一月,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起义农民,建立过革命政权达三月之久。关于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参见本卷《井冈山的斗争》。

 

9〕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10〕参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16]“挨户团”是当时湖南农村武装的一种,它分常备队和非常备队两部分。“挨户”是形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要参加的意思。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夺取,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组织。

 

11〕罗霄山脉是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

 

12〕一九二八年四月,毛泽东率领的军队和朱德率领的军队在井冈山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改称红军第四军)。四五月间,第四军在遂川的五斗江、永新的草市坳和永新城,先后打败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二、三次“进剿”。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宁冈、永新交界的七溪岭和龙源口地区,打败江西敌军第四次“进剿”。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在遭到多次失败以后,又联合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四个师的兵力,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七月间,“会剿”的敌军先后侵占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城。红四军以两个团的兵力出击湖南敌军后方的酃县,以一个团的兵力对付江西敌军,同时发动广大群众到处包围袭击敌军。结果,湖南敌军仓皇退守茶陵;江西敌军也被围困于永新地区。

 

13〕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是指农民以外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各种自由职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这类社会成分主要在城镇,但在乡村中也占有相当数量。参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4〕大小五井山区就是指介于江西西部的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东部的酃县四县之间的井冈山,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井冈山的斗争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 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 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 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 唐生智战争时期⑴, 广东在张发奎 李济深战争时期⑵,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 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 赤卫队⑶保卫大块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 挨户团⑷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如果遇到什么人在军事方面主张采取逐步推广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张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求自 立于不败之地,则谥之曰“保守主义”。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 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

 

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十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袁文才、 王佐各六十枝坏枪在井冈山附近, 永新、莲花、 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枝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到今年二月, 宁冈、永新、茶陵、 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地方武装,除酃县外,各县都有了少数。在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特别是遂川、永新二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成绩都还好。这个时期, 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政权机关称为 工农兵政府。军中组织了士兵委员会⑸。部队分开行动时,则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之。这时党的高级指导机关,是秋收起义时 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 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三月底湘南失败,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

 

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 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 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 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以边界地形的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的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⑹和群众割据的发展。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据的发展。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扩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 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 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 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 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原来七月中旬,湖南敌人第八军 吴尚侵入宁冈,再进永新,求战不得(我军从间道出击不值),畏我群众,仓卒经莲花退回茶陵。这时红军大队正由宁冈进攻酃县、茶陵,并在酃县变计折赴湘南,而江西敌人第三军 王均、金汉鼎部五个团,第六军 胡文斗部六个团,又协力进攻永新。此时我军只有一个团在永新,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后因敌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随后又失去莲花、宁冈。这时江西敌人忽然发生内讧,胡文斗的第六军仓皇退去,随即和王均的第三军战于 樟树。留下的赣军五个团,亦仓皇退至永新城内。设我大队不往湘南,击溃此敌,使割据地区推广至 吉安、安福、 萍乡,和平江、 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队已不在,我一团兵复疲惫不堪,乃决留一部分会同袁、王两部守井冈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 桂东方向迎还大队。此时大队已由湘南退向桂东,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在桂东得到会合。

 

红军大队七月中刚到酃县时,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第二十八团反对往湘南,欲往 赣南,但也不愿回永新。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 郴州前进。七月二十四日与敌 范石生战于郴州,先胜后败,撤出战斗。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 乐昌被土匪胡凤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于八月十八日占领桂东。二十三日,会合从井冈山来的部队,议决经崇义、 上犹重回井冈山。当到崇义时,营长 袁崇全率一步兵连一炮兵连叛变,虽然追回了这两个连,但牺牲了团长 王尔琢。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此次失败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动摇思家,失掉战斗力;一部官兵不愿往湘南,缺乏积极性。(2)盛暑远征,兵力疲惫。(3)从酃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群众未起来,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战的意义。

 

割据地区的现势

 

今年四月以来,红色区域逐渐推广。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并成立了边界政府。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七月赣敌进攻,八月湘赣两敌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 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为虎作伥的 保安队、挨户团 横行无忌,白色恐怖布满城乡。党的组织和政权的组织大部塌台。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⑺。八月三十日井冈山一战,湘敌始退往酃县,赣敌仍盘踞各县城及大部乡村。然而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夺取的,这在宁冈有西北两区,在永新有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在莲花有上西区,在遂川有井冈山区,在酃县有青石冈和大院区。七、八两月,红军一个团配合各县赤卫队、暴动队大小数十战,仅失枪三十枝,最后退入山区。 我军经崇义、上犹向井冈山回军之际,赣南敌军独立第七师 刘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军击败刘士毅,缴枪数百,占领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冈山。十月一日,与敌 熊式辉部周浑元旅战于宁冈获胜,收复宁冈全县。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 毕占云为营长。十一月九日,我军又击破周旅一个团于宁冈城和龙源口。翌日进占永新,随即退回宁冈。目前我区南自遂川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狭长的整块。莲花的上西区,永新的天龙区、万年山区,则和整块不甚连属。敌人企图以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消灭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正在准备打破敌人的进攻。

 

军事问题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⑻;(二)前 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⑼;(三)平浏的农民⑽;(四)湘南的农民⑾和 水口山的工人⑿;(五) 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 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虽然如此,兵的增加和枪的增加仍不相称,枪不容易损失,兵有伤、亡、病、逃,损失甚易。湖南省委答应送 安源工人⒀来此,亟盼实行。

 

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 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远籍人分配土地颇为困难。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 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党代表制度⒁,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第二十八团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又恢复了。改称指导员,则和国民党的指导员相混,为俘虏兵所厌恶。且易一名称,于制度的本质无关。故我们决定不改。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班训练补充外,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

 

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看可能否。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希望中央和两省委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⒂。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⒃。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⒄。

 

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 叶挺部⒅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⒆。现在连支部缺乏好的书记,请中央从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动分子中派遣多人来此充当。湘南来的工作人员,几乎尽数在军中做党的工作。可是八月间在湘南跑散了一些,所以现在不能调出人去。

 

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暴动队始于永新,原是秘密的,夺取全县以后,公开了。这个制度现已推行于边界各县,名称未改。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和单响枪。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 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红军发给的,小部是自己从敌人夺取的。各县赤卫队大都经常地和豪绅的保安队、挨户团作战,战斗力日益增强。 马日事变⒇以前,各县有农民自卫军。枪数: 攸县三百,茶陵三百,酃县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莲花六十,宁冈(袁文才部)六十,井冈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 六枝,莲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绅缴去。农民自卫军如此没有把握枪枝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现在各县赤卫队的枪枝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红军必须继续在武器上给赤卫队以帮助。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我们业经规定红军每营用四连制,每连步枪七十五枝,加上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团部和三个营部,每团有步枪一千零七十五枝。作战缴获的枪,则尽量武装地方。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 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现在各县赤卫队都采取分散作战办法。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聪明的敌人例如 李文彬,近来也仿效我们的办法,不杀俘虏,医治被俘伤兵。不过,在再作战时,我们的人还是有拖枪回来的,这样的事已有过两回。此外,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材,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

 

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 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山上 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 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 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 陇山,重要性不及井冈山,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

 

土地问题

 

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 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间阶级问题:在上述土地状况之下,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21),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但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阶级, 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富农往往与小地主利害联在一起。富农土地在土地总额中占少数,但与小地主土地合计,则数量颇大。这种情形,恐全国亦差不多。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政策是如此,实际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当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农,延宕分田的时间。到无可延宕时,即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此时期内,贫农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必待进至革命高涨,如得了全县甚至几县政权,反动军队几次战败,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如永 新南乡,是中间阶级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也最厉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红军大胜之后,区政府又处理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才实际地分下去。但是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

 

白色恐怖下中间阶级的反水: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经过我们“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的宣传之后,才有一些农民慢慢地跑回来。

 

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级亦有所惧而不敢乱为。当李宗仁唐生智战争向湖南发展时,茶陵的小地主向农民求和,有送猪肉给农民过年的(这时红军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 李唐战争结束,就不见有这等事了。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22)。

 

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绅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23)。

 

土地分配的标准: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区,以三四乡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极少。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现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24)。

 

向自耕农让步问题:尚未详细讨论。自耕农中之富农,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利。他们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们愿意多努力,加上资本的力量,他们可以多得收获。若照普通人一样分了,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他们是不愿意的。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但此问题,仍当讨论,候得结论再作报告。

 

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政权问题

 

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 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党的组织问题

 

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去年十月,红军(工农 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党时期,五月以后为大发展时期。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 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逐渐减少了。同时,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敌人来了,主张拚一下,否则就要逃跑。这两种思想,往往在讨论作战时由一个人说出来。经过了长时间党内的斗争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例如拚一下遭了损伤,逃跑遭了失败,才逐渐地改变过来。

 

地方主义: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经过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地方主义是减少了。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 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 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

 

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

 

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干事会改称委员会。支部上为区委,区委上为县委。区委县委之间因特别情况有组织特别区委的,如永新的北乡特区及东南特区。边区共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五个县委。茶陵原有县委,因工作做不进去,去冬今春建设的许多组织大部被白色势力打塌了,半年以来只能在靠近宁冈永新一带的山地工作,因此将县委改为特别区委。攸县、 安仁均须越过茶陵,派人去过,无功而返。万安县委一月间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一次头。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安福没有党的组织。吉安邻接永新,吉安县委仅和我们接过两次头,一点帮助不给,奇怪得很。桂东的 沙田一带,三月八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属于以 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界特委。五月二十日,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开会,选举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七月 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来,杨代理书记。九月杨病, 谭震林代理书记。八月红军大队往湘南,白色势力高压边界,我们曾在永新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十月红军返至宁冈,乃在茅坪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四日起开会三天,通过了《 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了谭震林、 朱德、陈毅、龙超清、 朱昌偕、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 谭兵、李却非、 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 陈正人、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五人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十一月十四日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25),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 宋乔生)、一农民同志( 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前委管理地方党。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前委有时要随军行动。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 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

 

革命性质问题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 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 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 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 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 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26)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割据地区问题

 

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 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 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 醴陵、萍乡、 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长处:(1)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2)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3)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4)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5)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 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 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当第二次信到时,军委、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至于往湘东,在湘鄂赣三省豪绅政权尚未分裂之前,亦决不宜用红军的主力去。设七月无去湘南一举,则不但可免边界的八月失败,且可乘国民党第六军和王均战于江西樟树之际,击破永新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而与北段之红第五军取得联络。即在这种时候,也应以宁冈为大本营,去湘东的只能是游击部队。因豪绅间战争未起,湘边酃县、茶陵、攸县尚有大敌,主力北向,必为所乘。中央要我们考虑往湘东或往湘南,实行起来都很危险,湘东之议虽未实现,湘南则已有证验。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

 

现在是豪绅阶级统治还没有破裂的时期,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借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的敌人,均有办法。为边界计,红军若走,则像八月那样的蹂躏,立可重来。赤卫队虽不至完全消灭,党和群众的基础将受到极大的摧残,除山头割据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将转入秘密状态,如八九月间一样。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为红军计,欲求扩大,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井冈山四周即宁冈、永新、酃县、遂川四县,利用湘赣两敌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无法集中的情况,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以四月至七月那时边界群众的准备,红军大队若无湘南之行,则八月间红军的扩大是没有疑义的。虽然犯了一次错误,红军已卷土重来此地利人和之边界,前途希望还是不恶。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以士兵论,因军阀们把向边界“剿匪”当做一件大事,“剿匪经年,耗费百万”( 鲁涤平),“人称二万,枪号五千”(王均),如此等类的话,逐渐引起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长对我们注意,自拔来归的将日益增多,红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并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注释

1〕 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第二年三月结束。

2〕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结束。

3〕 见本卷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4〕参见本卷《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16〕。

5〕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一九四七年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以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根据红军时期和新式整军运动中的经验,又在连队中建立过干部领导的士兵会和士兵委员会的制度。

6〕 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12〕。

7〕 “反水”意为叛变。

8〕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 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的旧部(叶部见本文注〔18〕)。这些部队在潮州、汕头一带失败后,一部分到达 海陆丰地区,继续在广东坚持斗争,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等率领退出广东,经 福建、江西,转入湖南南部,会合当地农军举行湘南起义,开展 苏维埃运动。起义失败后,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9〕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 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它的干部有很多是共产党员。 汪精卫等叛变革命以后,这个警卫团在八月初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起义军。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就转到修水,同 平江、浏阳的农军会合。

10〕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在一九二七年春已经形成相当有力的农民武装。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即“马日事变”),屠杀革命群众。为了向反革命还击,浏阳的农军,同长沙附近其他各县的工农武装一起,曾经向长沙前进。在进军途中,由于中共湖南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撤退农军的命令,其他各县工农武装都向后撤退,只有浏阳农军未接到命令,一直攻到长沙城下,遭到失败后撤退。七月中旬,这支农军同平江的农民武装会合。九月又与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等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领导下,于修水、铜鼓、平江、浏阳一带举行秋收起义。十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11〕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陈毅率部在湘南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原来农民运动有基础的宜章、郴县、 耒阳、永兴、 资兴五县,这时都组织了农军。后来这部分农军由朱德、陈毅率领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

12〕湖南省 常宁县水口山是重要的铅锌矿产地。一九二二年,水口山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工会,历年与反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冬,以水口山的工人为主,组成了湘南游击总队,进行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初,湘南游击总队编入朱德率领的 中国工农革命军,参加了湘南起义。后随起义军一起,到达井冈山。

13〕指 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工人。一九二一年秋, 中国共产党派人到安源工作,第二年,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在毛泽东、 李立三、刘少奇等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当时,安源一带有一万二千多工人参加了工会。一九二七年九月,安源工人武装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14〕 红军中的党代表一九二九年起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一九三○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

15〕用“打土豪”罚款的方法筹措军费,只能是临时的和部分的。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收税等方法筹措军费。

16〕此种办法在红军中施行了一个很长时期,在当时曾是必要的,后来改变为按等级略有一些区别。

17〕在军队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在这里毛泽东特别着重地指出革命军队内部民主生活的必要,是因为当时红军初建,非强调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农民和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士兵的革命积极性,不足以肃清干部中由反动军队传来的军阀主义的习气。当然,部队中的民主生活必须是在军事纪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必须是为着加强纪律而不是为着减弱纪律,所以在部队中提倡必要的民主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要求极端民主的无纪律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初期的红军中,曾经一度严重地存在过。关于毛泽东反对军队中极端民主化的斗争,参见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18〕一九二六年北伐时,叶挺领导的部队为一个独立团。这个团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是北伐中有名的战斗部队。革命军占领武昌以后,独立团本身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同时,抽调该团部分骨干组建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三个营和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抽调该团的大批骨干组建第二十四师,叶挺任师长。参加南昌起义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等部合编为第十一军,叶挺兼任军长。

19〕 事实上红军中的党员人数占全军三分之一左右即好,后来在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大体上都是如此。

20〕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 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 何键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总工会、省 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旧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第二十一韵的韵目“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这一天发生的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 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21〕一九二八年湘赣边界土地法中曾经有这样的规定。毛泽东后来指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是由于当时缺乏土地斗争的经验而来的。一九二九年四月 兴国县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22〕鉴于争取农村中间阶级的重要,毛泽东随即纠正了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错误政策。毛泽东对中间阶级的政策主张,除见于本文外,又见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提案(内有“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等项)、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第四军布告(内有“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等语)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参见本文注〔21〕)等。

23〕此种情况,依靠革命战争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和革命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是可以改变的,后来也已经改变了。这里的关键是坚决地保护民族工商业,反对过左的政策。

24〕 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在 革命根据地,长时期都是实行按人口 平分土地的原则。

25〕这里指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开预备会,十四日正式开会,十五日闭幕。

26〕 靖卫团是一种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⑴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⑵、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⑶,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⑷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⑸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⑹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⑺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⑻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⑼,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⑽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⑾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⑿,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⒀,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⒁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⒂旅已被击破;陈卢⒃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⒄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⒅、熊式辉⒆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论持久战

问题的提起

 

()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尤其是对持久战,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也有空洞无物的了解。“卢沟桥事变〔1〕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们中流行着。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因素: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说到,因为一切的东西,不是在一个讲演中完全说得了的。

()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例如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2〕。”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协的空气时起时伏,主张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3〕。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说:“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好在他们还不去宣传,不然真糟。农民对他们的信仰当然要大些啊!”这类中国必亡论者,是妥协倾向的社会基础。这类人中国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恐怕终战争之局也不会消灭的。当此徐州失守武汉紧张的时候,给这种亡国论痛驳一驳,我想不是无益的。

()抗战十个月以来,各种表现急性病的意见也发生了。例如在抗战初起时,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4〕。上海战争时,有些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5〕。台儿庄胜利〔6〕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7〕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8〕。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于是敌人是否进攻武汉,成为疑问了。许多人以为:“不一定”;许多人以为:“断不会”。这样的疑问可以牵涉到一切重大的问题。例如说:抗日力量是否够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力量已使敌人不能再进攻,还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说: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为统一战线的现时状态已够打退敌人,还要什么巩固和扩大呢?例如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工作是否还应该加紧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说:改革军队制度,改革政治制度,发展民众运动,厉行国防教育,镇压汉奸托派〔9〕,发展军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是否应该认真去做呢?例如说: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和猛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战争形势稍为好转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加紧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转到对内。这种情况,差不多每一个较大的胜仗之后,或敌人进攻暂时停顿之时,都要发生。所有上述一切,我们叫它做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这些话,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谈。扫除这些空谈,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有好处的。

 

()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计,不妨抄录几段如下: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斯诺:《西北印象记》)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还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在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清楚地指出:

 

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

 

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同样证明了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但既同为错误,就都有纠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根据

 

()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

(一○)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一一)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10〕,太平天国〔11〕,戊戌维新〔12〕,辛亥革命〔13〕,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一二)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我们所要说的一切问题。

 

驳亡国论

 

(一三)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们说,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们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须提出其他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使他们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得到充足的论据去说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们,巩固其抗战的信心。

 

(一四)这应该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一五)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则,当日本举行战争的时候,正是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一六)中国方面呢?它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是在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所谓抗日战争是进步的,不是说普通一般的进步,不是说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的那种进步,也不是说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的那种进步,而是说今天中国的进步。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如果说,在俄国,没有一九○五年的经验就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

 

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因此胜利了,但那个援助的规模还没有今天广大,性质也没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所有这些,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八)阿比西尼亚为什么灭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国,而且是小国。第二,它不如中国进步,它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这样的军队,更没有如同八路军这样的军队。第三,它不能等候国际的援助,它的战争是孤立的。第四,这是主要的,抗意战争领导方面有错误。阿比西尼亚因此灭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亚还有相当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如能坚持下去,是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据以恢复其祖国的。

 

(一九)如果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话,那我们的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一句话。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日本比过去更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变,力量依然颇弱,这一点是严重的情形。日本暂时还能控制其国内的人民,也还能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作为其侵华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相反的变化。这一点现在还不是事实,但是将来必然要成为事实的。这一点,亡国论者就抛弃不顾了。中国呢?不但现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都必然会向前发展。虽然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屡次遭受挫折,使中国不能积蓄更大的力量用于今日的抗日战争——这是非常可痛惜的历史的教训,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自己摧残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础上,加上广大的努力,必能逐渐前进,加强抗战的力量。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种努力的总方向。国际援助一方面,眼前虽然还看不见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国际局面根本已和过去两样,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酝酿中。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在今天,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条件,规定了抗日战争是艰难的战争,例如敌人之强,我们之弱,敌人的困难还刚在开始,我们的进步还很不够,如此等等,然而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只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难而争取胜利。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争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

 

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

 

(二○)亡国论之没有根据,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许多人,并非亡国论者,他们是爱国志士,却对时局怀抱甚深的忧虑。他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惧怕对日妥协,一是怀疑政治不能进步。这两个可忧虑的问题在广大的人们中间议论着,找不到解决的基点。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两个问题。

 

(二一)前头说过,妥协的问题是有其社会根源的,这个社会根源存在,妥协问题就不会不发生。但妥协是不会成功的。要证明这一点,仍不外向日本、中国、国际三方面找根据。第一是日本方面。还在抗战初起时,我们就估计有一种酝酿妥协空气的时机会要到来,那就是在敌人占领华北和江浙之后,可能出以劝降手段。后来果然来了这一手;但是危机随即过去,原因之一是敌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蛮政策,实行公开的掠夺。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上层成分,——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原则之分。大体上,敌人是将东三省的老办法移植于内地。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内地。他的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战争。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阁宣言的方针〔14〕,至今坚决执行,也不能不执行,这就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而来的,“在劫难逃”,于是形成了绝对的敌对。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而且难免勾结某些国际成分(英、美、法内部都有这种人,特别是英国的上层分子),狼狈为奸。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争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规定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国方面。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又其一,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这三者互相团结,谁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奸方面,人人得而诛之。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人,就不能不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妥协就实际上难于成功。

(二三)第三是国际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国妥协而利于中国抗战。这一因素影响到中国的希望。今天全国人民有一种希望,认为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和中国是历来休戚相关的。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成分之唯利是图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战争为其职志的。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二四)由此可作结论:妥协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能够克服。因为敌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其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有妥协的社会根源,但是反对妥协的占大多数。国际力量也有一部分赞助妥协,但是主要的力量赞助抗战。这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就能克服妥协危机,坚持抗战到底。

(二五)现在来答复第二个问题。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历史积累,使得广大爱国志士发生很大的忧虑和烦闷。但是抗战的经验已经证明,十个月的中国人民的进步抵得上过去多少年的进步,并无使人悲观的根据。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长的速度,减少了战争的胜利,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是中国、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许中国人民不进步。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进步和进步的缓慢是目前时局的两个特点,后一个特点和战争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称,这就是使得爱国志士们大为发愁的地方。然而我们是在革命战争中,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我们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说日本也能获得改造,是说日本统治者的侵略战争将走到失败,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时。这和中国的抗战密切地联系着,这一个前途是应该看到的。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

 

(二六)我们已把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几个敌我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亡国论,答复了为什么不易妥协和为什么政治可能进步的问题。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些并非亡国论者,也不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仅为一时候和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而一时地发生悲观心理的人们,我们也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改正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爱国志士,他们的错误是一时的。

(二七)然而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错误来,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们是否否认亡国危险呢?不否认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论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我们对于妥协倾向和腐败现象也是承认的,但是我们还看到其他倾向和其他现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对于前者将逐步地占优势,二者在猛烈地斗争着;并指出后者实现的条件,为克服妥协倾向和转变腐败现象而努力。因此,我们并不悲观,而悲观的人们则与此相反。

(二九)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为什么是持久战?

 

(三○)现在我们来把持久战问题研究一下。“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一个问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单说敌人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有陷入亡国论的危险。因为单纯地以弱敌强,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单是大小或单是进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样。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

 

(三一)既然敌之优点只有一个,余皆缺点,我之缺点只有一个,余皆优点,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结果,反而造成了现时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呢?很明显的,不能这样形式地看问题。事情是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

 

(三二)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劣势,这种情况,虽因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产生基本的变化。所以,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然而敌我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一则敌强我弱之原来状况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二则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拿原来状况来说,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双方的强弱优劣原来都不是绝对的,加以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况是继续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三四)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给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进攻,反之,尚足以维持其进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剧本国阶级对立和中国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战争之退步性和野蛮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碍其进攻的情况。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15〕,他们的政府〔16〕亦尚不愿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减弱。其各种有利因素,虽然都在起积极作用,但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则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国内,克服腐败现象,增加进步速度;在国外,克服助日势力,增加反日势力,尚非目前的现实。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三五)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但是我们的作战计划,应把敌人可能占领三点甚至三点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并可能互相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即令敌如此做,我也有应付之方。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此阶段中,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敌虽已经采用过并且还将采用卑鄙无耻的劝降手段,企图不费大力实现其速决计划,整个地征服中国,但是过去的已经失败,今后的也难成功。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此阶段中,苏联对于我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援助。敌人方面,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敌人陆军进攻的锐气,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敌之财政和经济已开始表现其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战争指导集团的内部已开始表现其“战争的烦闷”,生长着对于战争前途的悲观。

 

(三七)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规军,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一方面因中国技术条件一时未能完备,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论,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此阶段内,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地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裂,有计划地增强作战技术,改造军队,动员全民,准备反攻。此阶段中,国际形势将变到更于日本不利,虽可能有张伯伦〔17〕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虽然不能说它绝对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资本缺乏,又困于游击战争,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残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三八)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阶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阶段之变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这样看来,战争的长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性,是明显的。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败我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四○)中国人民在这样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间,将受到很好的锻炼。参加战争的各政党也将受到锻炼和考验。统一战争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果然是这样,一切困难就能够克服。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

 

(四一)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变化将循着下述的道路前进。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四二)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这个方面,又给予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计到敌人的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在这点上面,又产生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的根据,同时也将被一些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但是我们必须估计敌人这种向上变化的暂时性和局部性。敌人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者,他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而且,敌人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又产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国的矛盾。再则,根据东三省的经验,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资本时期,不能是收获时期。所有这些,又是我们击破亡国论和妥协论而建立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的根据。

 

(四三)第二阶段,上述双方的变化将继续发展,具体的情形不能预断,但是大体上将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18〕。例如日本的军力、财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国际更感孤立。中国则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民动员将更加进步,游击战争更加发展,经济方面也将依凭内地的小工业和广大的农业而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国际援助将逐渐地增进,将比现在的情况大为改观。这个第二阶段,也许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应该重复地指出: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

 

(四四)根据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敌人采用各种分化手段破裂中国统一战线的企图,此阶段中并不会减弱,因此,中国内部团结的任务更加重要,务不令内部不调致战略反攻半途而废。此时期中,国际形势将变到大有利于中国。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四五)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四六)于是问题和结论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我以为是正确的。

 

(四七)讲到这里,亡国论和妥协论者又将跑出来说:中国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军力和经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有超过日本的军力和经济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结论是不正确的。

 

(四八)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没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地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还不止此,目前我们不能把别国的军力和经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和经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们,那末,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所有这些,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

 

(四九)速胜论者则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就想提前到达解放之路,也是没有根据的。其意见实行起来,一定不免于碰壁。或者只是空谈快意,并不准备真正去做。最后则是事实先生跑将出来,给这些空谈家一瓢冷水,证明他们不过是一些贪便宜、想少费气力多得收成的空谈主义者。这种空谈主义过去和现在已经存在,但是还不算很多,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时,空谈主义可能多起来。但是在同时,如果第一阶段中国损失较大,第二阶段时间拖得很长,亡国论和妥协论更将大大地流行。所以我们的火力,应该主要地向着亡国论和妥协论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对空谈主义的速胜论。

 

(五○)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

 

犬牙交错的战争

 

(五一)我们可以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就有过这种情形。但其在中国的特点,是其特殊的长期性和广大性,这将是突破历史纪录的东西。这种犬牙交错的形态,表现在下述的几种情况上。

 

 

(五二)内线和外线——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

 

(五三)有后方和无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

 

(五四)包围和反包围——从整个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后者例如晋西北。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河北、山东等省也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19〕。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

 

(五五)大块和小块——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围,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进来,则在面积上中国未失地区仍然是大半,而敌占地区包括东三省在内,也只是小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完整区域当然是重要的,应集大力去经营,不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紧。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同时,敌后广大游击区的经营也是非常之要紧的,也应把它们的各方面发展起来,也应发展其文化工作。总起来看,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

 

(五六)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

 

为永久和平而战

 

(五七)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后的战争。只有目前开始了的战争,接近于最后战争,就是说,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战争,你们看,一个意大利,又一个日本,一个阿比西尼亚,又一个西班牙,再一个中国。参加战争的这些国家共有差不多六万万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的战争的特点是无间断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质。为什么无间断?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国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还要接着谁呢?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20〕,一点也不错。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为什么又说这次战争接近于永久和平?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而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即使尔后尚有一个战争时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远了。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的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争的一部分。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五八)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该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能动性在战争中

 

(五九)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问题。为了这个,我们将依次说明下列的问题: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消耗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现在就从能动性问题说起吧。

 

(六○)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六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六二)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战争和政治

 

(六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六四)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21〕。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因此,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

 

抗日的政治动员

 

(六六)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六七)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22〕,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23〕,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战争的目的

 

(六八)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钢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应该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们说,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这里。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射击原则的“荫蔽身体,发扬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因为前者,于是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跃进运动,疏开队形,种种方法都发生了。因为后者,于是扫清射界,组织火网,种种方法也发生了。战术上的突击队、钳制队、预备队,第一种为了消灭敌人,第二种为了保存自己,第三种准备依情况使用于两个目的——或者增援突击队,或者作为追击队,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增援钳制队,或者作为掩护队,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照这样,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

 

(七一)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就变成互相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争。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七二)现在来研究抗日战争中的具体的战略方针。我们已说过了,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是的,这是完全对的。但这是一般的方针,还不是具体的方针。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七三)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日本用其战斗力颇强的几十个师团的陆军(目前已到了三十个师团)和一部分海军,从陆海两面包围和封锁中国,又用空军轰炸中国。目前日本的陆军已占领从包头到杭州的长阵线,海军则到了福建广东,形成了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们则处于内线作战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在全国,即使敌能占领广州、武汉、兰州之线及其附近的地区,但以外的地区是难于占领的,这就给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第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对其一路如此,对其他路也是如此。以上两点,都是从敌小我大这一特点发生的。又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我预将大兵荫蔽集结于敌必经通路之侧,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灭他;打不好,也给他一个大的杀伤。一战如此,他战皆然。不说多了,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七五)上述这样的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一句话说完,就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如果战役和战斗方针也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例如抗战初起时期之所为,那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这两种情况,那就决然达不到战略目的,达不到总的持久战,而将为敌人所击败。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全国组成若干个大的野战兵团,其兵力针对着敌人每个野战兵团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针,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这种方针,不但是正规战争用得着,游击战争也用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不但适用于战争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战争的全过程。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以弱敌强这种情况即使完全没有了,我仍用多兵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例如我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机械化的师对敌一个机械化的师,更能确定地消灭这个师。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他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

 

(七七)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七八)上面说过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中心点在于一个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所以叫它做“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运动战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实行起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三个问题。

 

(七九)前面已说过了自觉的能动性,为什么又说主动性呢?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下面就来分析这几点。

 

(八○)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一个身体壮健者和一个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绝对的主动权。如果日本没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几百万至一千万大兵,财源比现在多过几倍,又没有民众和外国的敌对,又不实行野蛮政策招致中国人民拚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种绝对的优势,它便有一种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绝对的主动权。但在历史上,这类绝对优势的事情,在战争和战役的结局是存在的,战争和战役的开头则少见。

 

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屈服的前夜,这时协约国变成了绝对优势,德国则变成了绝对劣势,结果德国失败,协约国获胜,这是战争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又如台儿庄胜利的前夜,这时当地孤立的日军经过苦战之后,已处于绝对的劣势,我军则造成了绝对的优势,结果敌败我胜,这是战役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战争或战役也有以相对的优劣或平衡状态而结局的,那时,在战争则出现妥协,在战役则出现对峙。但一般是以绝对的优劣而分胜负居多数。所有这些,都是战争或战役的结局,而非战争或战役的开头。中日战争的最后结局,可以预断,日本将以绝对劣势而失败,中国将以绝对优势而获胜;但是在目前,则双方的优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日本因其具有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这个有利因素,对于我们弱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占了优势,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动权的基础。但是因为它的军力等等数量不多,又有其他许多不利因素,它的优势便为它自己的矛盾所减杀。及到中国,又碰到了中国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坚强的民族抗战,它的优势再为之减杀。于是在总的方面,它的地位就变成一种相对的优势,因而其主动权的发挥和维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对的东西。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忾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的劣势的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的劣势。因而也减少了被动的程度,仅处于战略上的相对的被动地位。然而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须力求脱离它。军事上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为什么呢?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24〕,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

 

(八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25〕,楚汉成皋之战〔26〕,韩信破赵之战〔27〕,新汉昆阳之战〔28〕,袁曹官渡之战〔29〕,吴魏赤壁之战〔30〕,吴蜀彝陵之战〔31〕,秦晋淝水之战〔32〕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33〕,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由此可知,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八三)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34〕,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无从知道我军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35〕,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36〕。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相互关系。战胜日本是少不了这种主观指导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进攻阶段中,因其军力之强和利用我之主观上的历史错误和现时错误,它是一般地处于主动地位的。但是这种主动,已随其本身带着许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战争中也犯了些主观错误(详论见后),与乎我方具备着许多有利因素,而开始了部分的减弱。敌之在台儿庄失败和山西困处,就是显证。我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则使其占领地的守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虽则敌人此时还在其主动的战略进攻中,但他的主动将随其战略进攻的停止而结束。敌之兵力不足,没有可能作无限制的进攻,这是他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一个根源。我之战役的进攻战,在敌后的游击战争及其他条件,这是他不能不停止进攻于一定限度和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二个根源。苏联的存在及其他国际变化,是第三个根源。由此可见,敌人的主动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够破坏的。中国如能在作战方法上坚持主力军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猛烈地发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并从政治上大大地发动民众,我之战略主动地位便能逐渐树立起来。

 

(八五)现在来说灵活性。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八六)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37〕,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八八)现在来说计划性。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38〕,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近代技术(有线电、无线电、飞机、汽车、铁道、轮船等)的发达,又使战争的计划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抗日战争的各级指挥员,对此应当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于战争的流动性,就从根本上否认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之相对的固定性,说这样的计划或方针是“机械的”东西。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如上条所述,我们完全承认:由于战争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例如,由于华北战争的情况和八路军分散作战的行动有其在一定阶段内的固定性,因而在这一定阶段内赋予相对的固定性于八路军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战略的作战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战役方针,较之上述战略方针适用的时间要短促些,战术方针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时间的固定性。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九○)在说过了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又说过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之后,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一切这些,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

 

 (九一)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九二)中国版图广大,兵员众多,但军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则兵力不足,但技术和教养比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辅助之,组成整个的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

 

(九三)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然而,这和韩复榘式的逃跑主义〔39〕是没有相同之点的。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运动战决不能被韩复榘一类人所借口,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实行的结果,中国虽大,也是要被“运动”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种思想也是不对的,即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我们主张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其中包括了辅助作用的阵地战,又包括了“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没有这些,运动战便不能充分地执行。拚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其根源常是惧怕丧失土地。拚命主义者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进退。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暂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消极方面,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拚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九五)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我们说,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这样说,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个战略任务在内的。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因此,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面已经说到了。前面说过,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为此缘故,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并且正规军分散作游击战,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八路军就是这样做的。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九六)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然而在战争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包括于运动战范围,而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战略反攻阶段,无疑地将提高阵地战的地位,因为那时敌人将坚守阵地,没有我之有力的阵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将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虽然如此,第三阶段中,我们仍须力争以运动战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因为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临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以后西欧地区那样的阵地战,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广大版图的中国境内作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方面又还保存着技术贫弱这种情况,“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现。就在第三阶段,中国技术条件虽已增进,但仍不见得能够超过敌人,这样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讲求高度的运动战,不能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这样,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啊!

 

消耗战,歼灭战

 

(九七)前头说过,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此目的的战争形式,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实现时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谓消耗战和歼灭战之别。

 

(九八)我们首先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为什么?敌之强的因素尚在发挥,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依然存在,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脱离,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国际条件,改变自己的不利状态,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也不能成功。因此,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在这点上说,歼灭战就是消耗战。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九九)但达到战略消耗目的的,还有战役的消耗战。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在这点上说,歼灭战不同于消耗战。战役的消耗战,是辅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

 

(一○○)从理论上和需要上说来,中国在防御阶段中,应该利用运动战之主要的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上辅助性质的阵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渐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时,继续用歼灭达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驱逐敌人。

 

(一○一)但是在事实上,十个月的经验是,许多甚至多数的运动战战役,打成了消耗战;游击战之应有的歼灭作用,在某些地区,也还未提到应有的程度。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消耗了敌人,对于持久作战和最后胜利有其意义,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点是:一则消耗敌人的不足;二则我们自己不免消耗的较多,缴获的较少。虽然应该承认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即敌我技术和兵员教养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无论如何也应该提倡主力军在一切有利场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游击队虽然为了执行许多具体任务,例如破坏和扰乱等,不能不进行单纯的消耗战,然而仍须提倡并努力实行在战役和战斗之一切有利场合的歼灭性的作战,以达既能大量消耗敌人又能大量补充自己之目的。

 

(一○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所谓外线,所谓速决,所谓进攻,与乎运动战之所谓运动,在战斗形式上,主要地就是采用包围和迂回战术,因而便须集中优势兵力。所以,集中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是实施运动战即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必要条件。然而一切这些,都是为着歼灭敌人之目的。

 

(一○三)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此。这一点,过去许多人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长的过程。首先需要我们重视这一特点,然后耐心地有计划地从政治上、国际宣传上、日本人民运动上多方面地向着这一点进行工作;而军事上的歼灭战,也是方法之一。在这里,悲观主义者可以据之引向亡国论,消极的军事家又可以据之反对歼灭战。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日本军队的这种长处是可以破坏的,并且已在开始破坏中。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在作战上讲,十个月的经验证明歼灭是可能的,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就是明证。日本军心已在开始动摇,士兵不了解战争目的,陷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包围中,冲锋的勇气远弱于中国兵等等,都是有利于我之进行歼灭战的客观的条件,这些条件并将随着战争之持久而日益发展起来。在以歼灭战破坏敌军的气焰这一点上讲,歼灭又是缩短战争过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条件之一。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四)另一方面,应该承认在技术和兵员教养的程度上,现时我们不及敌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歼灭,例如全部或大部俘获的事,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平原地带的战斗中,是困难的。速胜论者在这点上面的过分要求,也属不对。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挥的原则。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

 

乘敌之隙的可能性

 

(一○五)关于敌之可胜,就是在敌人的指挥方面也有其基础。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敌人之有岔子可寻,正如我们自己也难免出岔子,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来,敌人在十个月侵略战争中,已经犯了许多错误。计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渐增加兵力。这是由于敌人对中国估计不足而来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敌人一向看不起我们,东四省〔40〕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东、察北的占领,这些都算作敌人的战略侦察。他们得来的结论是:一盘散沙。据此以为中国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谓“速决”的计划,少少出点兵力,企图吓溃我们。十个月来,中国这样大的团结和这样大的抵抗力,他们是没有料到的,他们把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已存在着先进的党派、先进的军队和先进的人民这一点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渐增兵,由十几个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个。再要前进,非再增不可。但由于同苏联对立,又由于人财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数和最后的进攻点都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没有主攻方向。台儿庄战役以前,敌在华中、华北大体上是平分兵力的,两方内部又各自平分。例如华北,在津浦、平汉、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伤亡了一些,占领地驻守了一些,再前进就没有兵了。台儿庄败仗后,总结了教训,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这个错误算是暂时地改了一下。三是没有战略协同。敌之华中、华北两集团中,每一集团内部是大体协同的,但两集团间则很不协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两处都触了霉头之后,于是陆军大臣来巡视了,参谋总长来指挥了,算是暂时地协调了一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和军阀内部存在着颇为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在向前发展着,战争的不协同是其具体表现之一。四是失去战略时机。这点显著地表现在南京、太原两地占领后的停顿,主要的是因为兵力不足,没有战略追击队。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台儿庄战役以前,上海、南京、沧州、保定、南口、忻口、临汾诸役,击破者多,俘获者少,表现其指挥的笨拙。这五个——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时机,包围多歼灭少,是台儿庄战役以前日本指挥的不行之点。台儿庄战役以后,虽已改了一些,然根据其兵力不足和内部矛盾诸因素,求不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且得之于此者,又失之于彼。例如,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以上是敌人自己弄错,不是我们使之错的。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例如声东击西之类,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之战争胜利又可在敌之指挥上面找到某种根源。虽然我们不应把这点作为我之战略计划的重要基础,相反,我之计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敌隙,敌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又是我们指挥方面的任务。然而敌之指挥错误,是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并且还要发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来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将军们应该极力地捉住它。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

 

(一○六)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应分为三类: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抗日战争不同于其他许多战争的特点,又表现在这个决战问题上。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儿庄以及许多的其他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例如彰德等地战役所采的方针。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急性病的速胜论者熬不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企图速胜,一到形势稍为好转,就吹起了战略决战的声浪,如果照了干去,整个的抗战要吃大亏,持久战为之葬送,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计,实在是下策。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41〕。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

 

(一○七)不怕人家骂“不抵抗”吗?不怕的。根本不战,与敌妥协,这是不抵抗主义,不但应该骂,而且完全不许可的。坚决抗战,但为避开敌人毒计,不使我军主力丧于敌人一击之下,影响到抗战的继续,一句话,避免亡国,是完全必需的。在这上面发生怀疑,是战争问题上的近视眼,结果一定和亡国论者走到一伙去。我们曾经批评了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就是因为这种拚命主义如果成为一般的风气,其结果就有使抗战不能继续,最后引向亡国的危险。

 

(一○八)我们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论是战斗的和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许任何的消极。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每个抗日军人均须坚决地去做。为此目的,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李服膺、韩复榘等逃跑主义者的被杀,是杀得对的。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我们曾经严厉地指斥了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拥护严格纪律的执行,就是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计划下的英勇决战,才能战胜强敌;而逃跑主义,则是亡国论的直接支持者。

 

(一○九)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

 

(一一○)我想,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那时虽然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然而仍适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直至打到鸭绿江边,都是如此。这样,我可始终立于主动,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第一阶段我处于某种程度的战略被动,然在一切战役上也应是主动的,尔后任何阶段都应是主动。我们是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者,不是赌汉们那样的孤注一掷论者。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一一一)日本帝国主义处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是决不放松其进攻和镇压的,它的帝国主义本质规定了这一点。中国不抵抗,日本就不费一弹安然占领中国,东四省的丧失,就是前例。中国若抵抗,日本就向着这种抵抗力压迫,直至它的压力无法超过中国的抵抗力才停止,这是必然的规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那些认为日本将在占领华北、江浙一带以后适可而止的人,完全没有看到发展到了新阶段迫近了死亡界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和历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们说,日本的出兵数和进攻点有一定的限制,是说: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础上,为了还要举行别方面的进攻并防御另一方面的敌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国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为止;在中国一方面,又表现了自己的进步和顽强的抵抗力,不能设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国没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占领全中国,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区,它将不遗余力地镇压中国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内外条件使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进入坟墓的直接危机之前,它是不会停止这种镇压的。日本国内的政治只有两个出路:或者整个当权阶级迅速崩溃,政权交给人民,战争因而结束,但暂时无此可能;或者地主资产阶级日益法西斯化,把战争支持到自己崩溃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这条路。除此没有第三条路。那些希望日本资产阶级中和派出来停止战争的,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日本的资产阶级中和派,已经作了地主和金融寡头的俘虏,这是多年来日本政治的实际。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日本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是打得非常之大的。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原来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然而在出现了这种情形之时,不是日本进攻中国的放松,反而是它进攻中国的加紧,因为那时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剥的一条路。那时中国的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的任务,就更加显得严重,更加不能丝毫懈气。

 

(一一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中国已处于进步的时代,并已有了伟大的团结,但是目前的程度还非常之不够。日本占地如此之广,一方面由于日本之强,一方面则由于中国之弱;而这种弱,完全是百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各种历史错误积累下来的结果,使得中国的进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状态。现在要战胜这样一个强敌,非有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应该努力的事情很多,我这里只说最根本的两方面:军队和人民的进步。

 

(一一三)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我们说日本技术条件虽优,但它终必失败,除了我们给以歼灭和消耗的打击外,就是它的军心终必随着我们的打击而动摇,武器和兵员结合不稳。我们相反,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42〕,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一一五)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一一六)当此保卫武汉等地成为紧急任务之时,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争,是十分严重的任务。保卫武汉等地的任务,毫无疑义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然而究竟能否确定地保卫不失,不决定于主观的愿望,而决定于具体的条件。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是最重要的具体的条件之一。不努力于争取一切必要的条件,甚至必要条件有一不备,势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过去是没有过一个马德里的,今后应该争取几个,然而全看条件如何。条件中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

 

(一一七)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一一八)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

 

结论

 

(一一九)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在战争的过程中……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一九三六年七月与斯诺谈话)“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些就是结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一二○)我的讲演至些为止。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在开展,很多人希望总结经验,以便争取全部的胜利。我所说的,只是十个月经验中的一般的东西,也算一个总结吧。这个问题值得引起广大的注意和讨论,我所说的只是一个概论,希望诸位研究讨论,给以指正和补充。

 

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

 

注释

 

1〕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当时称北平)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北京至辽宁沈阳的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北京西南的丰台,都有日本侵略军驻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2〕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军进行阵地战,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一九四一年与反法西斯盟军配合,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3〕这种亡国论是国民党内部分领导人的意见。他们是不愿意抗日的,后来抗日是被迫的。卢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一派参加抗日了,汪精卫一派就代表了亡国论,并准备投降日本,后来果然投降了。但是亡国论思想不但是在国民党内存在着,在某些中层社会中甚至在一部分落后的劳动人民中也曾经发生影响。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抗日战争中节节失败,而日军则长驱直进,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就侵占了华北和华中的大片土地,因而在一部分落后的人民中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

4〕以上这些意见,都是共产党内的。在抗日战争的头半年内,党内存在着一种轻敌的倾向,认为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据并不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的力量很大,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的有组织的力量在当时还是很小的;而是因为国民党抗日了,他们感觉国民党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有效地打击日本。他们只看见国民党暂时抗日的一面,忘记了国民党反动和腐败的一面,因而造成了错误的估计。

5〕这是蒋介石等人的意见。蒋介石国民党既已被迫抗战,他们就一心希望外国的迅速援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6〕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台儿庄(今属山东省枣庄市)一带进行过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中国军队击败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取得了会战的胜利。

7〕徐州战役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华北、华中的日军分南北两线沿津浦铁路和台潍(台儿庄至潍县)公路进犯徐州外围地区。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取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后,继续向鲁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结了约六十万的兵力;而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挫败以后,从四月上旬开始调集南北两线兵力二十多万人,对徐州进行迂回包围。中国军队在日军夹击和包围下,分路向豫皖边突围。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军占领。

8〕这是当时《大公报》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社评中提出的意见。他们从一种侥幸心理出发,希望用几个台儿庄一类的胜仗就能打败日本,免得在持久战中动员人民力量,危及自己阶级的安全。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普遍有这种侥幸心理。

9〕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10〕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因中国人反对输入鸦片,就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林则徐领导下曾经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武装抗英团体,使英国侵略军受到很大的打击。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人民也自发地掀起了抗英斗争。一八四二年英国军队侵入长江,迫使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大量赔款,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抽收英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

11〕太平天国战争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农民革命战争。一八五一年一月,这次革命的领导者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出广西,攻入湖南、湖北。一八五三年,经江西、安徽,攻克南京,并在这里建都。随后从南京分出一部兵力北伐和西征,北伐军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太平军在它占领的地方都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犯了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在清朝军队和英、美、法等国侵略军的联合进攻下,太平天国战争于一八六四年失败。

12〕戊戌维新也称戊戌变法,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发生的维新运动。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这个运动缺乏人民群众的基础,又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变法三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六人,变法遭到失败。

13〕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14〕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宣布以武力灭亡中国的方针;同时宣称由于国民党政府仍在“策划抗战”,日本政府决定在中国扶植新的傀儡政权,“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15〕这里主要是指美国。自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美国每年输入日本的物资占日本全部进口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战争物资占一半以上。

16〕指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

17〕张伯伦(一八六九——一九四○),英国保守党领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任英国首相。他主张迁就德、意、日法西斯对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侵略,实行妥协政策。

18〕毛泽东在这里所预言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中国方面可能的向上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实现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不但没有向上变化,反而向下变化了。因为这样,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和觉悟。参见本书第三卷《论联合政府》第三部分关于这一切事实的分析。

19〕这个比喻里所引用的神话故事,见明朝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第七回。这个神话故事说,孙悟空本是个猴子,他能够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上尽力翻筋斗,总是翻不出去。如来佛翻掌一扑,将五个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压住。

20〕一九三五年八月,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法西斯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又发表了题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文。

21〕参见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327)

22〕见本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23〕《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其内容包括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一方面被迫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和口头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同时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

24〕见《孙子?谋攻》。

25〕城濮在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南。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楚两国大战于此。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军退却九十里,到达城濮一带,先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翼,给以严重的打击。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击溃了楚军的左翼。楚军终于大败而退。

26〕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部,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二○三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汜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

27〕公元前二○四年,汉将韩信率部与赵王歇大战于井陉(在今河北省井陉县)。赵军号称二十万,数倍于汉军。韩信背水为阵,率军奋战;同时,遣兵袭占赵军防御薄弱的后方,使其腹背受敌,遂大破赵军。

28〕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二三年,刘秀(后称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公元八年称帝,定国号为新)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悬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余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以精兵三千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

29〕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二○○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十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

30〕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公元二○八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三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带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

31〕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二二二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开始,蜀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

32〕公元三八三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卫队三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八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

33〕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曾与英、普、奥、俄以及欧洲其他很多国家作战。在多次战争中,拿破仑的部队在数量上都不如他的敌人,但都得到了胜利。

34〕公元三八三年,秦王苻坚出兵攻晋。他依仗优势兵力,非常轻视晋军。晋军打败了秦军的前锋,从水陆两路继续前进,隔淝水同秦军对峙。苻坚登寿阳城(今安徽省寿县)瞭望,见晋兵布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觉得是遇到了劲敌,开始有惧色。随后在淝水决战中,强大的秦军终于被晋军打败。

35〕蒋介石、汪精卫等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后,进行十年的反人民战争,同时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法西斯统治。这就使得中国人民没有可能广泛地组织起来。这个历史错误是应该由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负责的。

36〕宋襄公是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代宋国的国君。公元前六三八年宋国与强大的楚国作战,宋兵已经排列成阵,楚兵正在渡河。宋国有一个官员认为楚兵多宋兵少,主张利用楚兵渡河未毕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未排列成阵,宋国官员又请求出击。宋襄公又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一直等到楚兵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国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

37〕见《宋史?岳飞传》。

38〕见《礼记?中庸》。

39〕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北平、天津以后,不久即分兵沿津浦铁路南下,进攻山东省。多年统治山东的国民党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逃。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的十多天里,他就放弃了山东中部和西南部的大片国土,从济南一直逃到山东、河南的边境。

40〕东北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热河省于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占热河省。

41〕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以五十万大军进攻俄国。当时俄军只有二十万人左右。为了避免不利于自己的决战,俄军实行战略退却,一直到放弃和焚毁了莫斯科。拿破仑的军队在深入俄国国土以后,遭到了俄国广大军民的坚决反抗,陷于饥寒困苦、后路被切断、四面被包围的绝境,最后不得不从莫斯科撤退。这时,俄军乘机大举反攻,拿破仑军仅剩二万余人逃离俄国国境。

42〕国民党政府扩军的一种办法,是派军警四处捉拿人民去当兵,捉来的兵用绳捆索绑,形同囚犯。略为有钱的人,就向国民党政府的官吏行贿,出钱买人代替。

 

 

 

改造我们的学习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的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高瞻远瞩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

 

几十年,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因。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办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批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1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做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地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地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的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上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已,则害了自己;拿了救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2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占,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那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3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 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二) 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 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1]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一)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二)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去做。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的第九条中所说建立领导核心问题[1],我们应该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2]。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五)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的思想,都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普遍地加以宣传,借以纠正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

 

(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去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七)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例如审查干部,如果仅仅由组织部这个领导机关的少数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过某一机关或某一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推动该机关该学校的许多人员、许多学生,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全体学生部参加审查,而上级组织部的领导人员则正确地指导这种审查,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审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满地达到。

 

(八)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九)领导方法问题上的各个细节问题,这里不一一说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据这里所说的原则方针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论联合政府

一 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的报告,主要地就是讨论这些要求。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我的报告将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的工作,已经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在我们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严重的困难。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地从事紧急的和更加切实的工作,继续地克服困难,为完成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奋斗。


二 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中国人民能不能实现我们在上面提出的那些基本要求呢?这要依靠中国人民的觉悟、团结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但是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地坚决地再接再厉地向前奋斗,战胜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是毫无疑义的。中国人民应当加倍努力,为完成自己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的军事形势是苏军已经攻击柏林,英美法联军也正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大利人民又已经发动了起义。这一切,将最后地消灭希特勒。希特勒被消灭以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和中外反动派的预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这种情况,仅仅不利于法西斯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而对于一切国家的人民及其有组织的民主势力,则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苏联人民创造了强大力量,充当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苏联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为可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这一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在那时,还没有苏联,也没有现在许多国家的人民的觉悟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广泛地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目前的国内形势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着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这是国内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现在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这些,就是目前国际和国内的一般形势。


三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中国问题的关键

 

谈到国内形势,我们还应对中国抗日战争加以具体的分析。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总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奋战了八年之久。但是多年以来,中国反动分子造作谣言,蒙蔽舆论,不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为世人所知。同时,对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人作出全面的总结来。因此,我们的大会,应当对这些经验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

 

提到总结经验,那末,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

 

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地发展着。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

 

为了使大家明了何以这个两条路线问题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必须回溯一下我们抗日战争的历史。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国民党内的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察哈尔,国民党内的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并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从事抵抗。但是一切这些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派别和海外爱国华侨给了援助之外,国民党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没有给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尔两次抗日行动,都被国民党政府一手破坏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

 

那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策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

 

一九二四,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

 

从此以后,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越发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发高涨。各种人民爱国组织,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地方建立起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就在这两年,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情况,决定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在芦沟桥事变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们党召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批准了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动。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些改变;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们的活动。许多爱国政治犯并没有释放。最主要的是国民党政府仍旧保持其自一九二七年发动内战以来的寡头专政制度,未能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还在这一时期的开始,我们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的全面战争,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战争,这样就会失败。我们又指出:战斗将是长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

 

人民战争


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国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长江南北各地的中国红军游击部队,则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相继开赴华北华中作战。内战时期的中国红军,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曾经扩大到几十万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南方各根据地内的残酷的摧毁、万里长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军队,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人民是正确的,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来说,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并使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拚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中国解放区的军队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它就会更加强大,就能够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了。


两个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逐渐地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区战场;同时,针对着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情绪,声言愿意和它谋取妥协的和平,并将卖国贼汪精卫诱出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实施民族的欺骗政策。从这时起,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这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它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它自己则“坐山观虎斗”。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反动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从此时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政府将一切民主党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将中国共产党,打入地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各个省份的监狱和集中营内,充满了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及其他民主战士。从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为止的五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2〕“反共高潮”,分裂国内的团结,造成严重的内战危险。震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和歼灭皖南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的事变,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内。直到现时为止,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军队进攻的事件还未停止,并且看不出任何准备停止的征象。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什么“奸党”、“奸军”、“奸区”,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等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称号和断语,都是这些反动分子制造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针对着当时的危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按照这些适合时宜的口号,我们党在五年之内,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动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

 

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了,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仅在此时,两个战场分担的抗敌的比例,才起了一些变化。然而就在我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在侵华日军(满洲的未计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十七个半师团,二十六万人,仅占百分之四十四。抗击伪军的情况则完全无变化。

 

还应指出,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此外,则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七十九万七千人之多。这种严重情形,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下,很多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法知道。


中国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现在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在这个广大的解放区内,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人口一百五十万,是十九个解放区中的一个;而且除了浙东、琼崖两区之外,按其人口说来,它是一个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这种情形,以为所谓中国解放区,主要就是陕甘宁边区。这是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造成的一个误会。在所有这些觚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


国民党统治区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蠡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

 

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们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例如:一面虽在抗日,一面又采取消极的作战政策,并且还被日本侵略者经常选择为诱降的对象。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一面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地压迫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看成他们的所谓“第一个敌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个敌人”,并且每天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党。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一面又在实际上拼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一面和苏联在形式上保持外交关系,一面又在实际上采取仇视苏联的态度。一面同美国孤立派合唱“先亚后欧论”,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也就是延长一切法西斯的寿命,延长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机取巧,把自己打扮成为反法西斯的英雄。要问如此种种的自相矛盾的两面政策从何而来,就是来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社会阶层这一个总根源。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在被这个反动集团所编制的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形。在这些军队和机关里,包藏着不少的民主分子。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比较


中国人民从中国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获得了明显的比较。

 

难道还不明显吗?两条路线,人民战争的路线和反对人民战争的消极抗日的路线,其结果:一条是胜利的,即使处在中国解放区这种环境恶劣和毫无外援的地位;另一条是失败的,即使处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种极端有利和取得外国接济的地位。

 

国民党政府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缺乏武器。但是试问:缺乏武器的是国民党的军队呢,还是解放区的军队?中国解放区的军队是中国军队中武器最缺乏的军队,他们只能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和在最恶劣条件下自己制造武器。

 

国民党中央系军队的武器,不是比起地方系军队来要好得多吗?但是比起战斗力来,中央系却多数劣于地方系。

 

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它的错误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补充却极端困难。中国解放区处在被敌人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之下,因为普遍实施了适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卫军制度,又防止了对于人力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竭。

 

国民党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人民每年供给它七千万至一万万市担的粮食,但是大部分被经手人员中饱了,致使国民党的军队经常缺乏粮食,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中国解放区的主要部分隔在敌后,遭受敌人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摧残,其中有些是象陕北这样贫瘠的区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动手、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国民党区域经济危机极端严重,工业大部分破产了,连布匹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从美国运来。中国解放区却能用发展工业的方法,自己解决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

 

在国民党区域,工人、农民、店员、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达于极点。中国解放区的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国民党统治者面前摆着这些反常的状况,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呢?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呢?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是谁?

 

真凭实据地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和危害了中国人民的国家的,难道不正是国民党政府吗?这个政府一心一意地打了整十年的内战,将刀锋向着同胞,置一切国防事业于不顾,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东北四省。日本侵略者打进关内来了,仓皇应战,从芦沟桥退到了贵州省。但是国民党人却说:“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见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案)唯一的证据,就是共产党联合了各界人民创造了英勇抗日的中国解放区。这些国民党人的逻辑,和中国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相同,无怪乎很多问题都讲不通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国民党政府抛弃了从黑龙江到芦沟桥,又从芦沟桥到贵州省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吗?

 

第二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解放区战胜了敌伪军长期的残酷的进攻,从民族敌人手里恢复了这样广大的国土,解放了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吗?

 

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

 

国民党政府还经常以“不服从政令、军令”责备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们只能这样说:幸喜中国共产党人还保存了中国人民的普通常识,没有服从那些实际上是把中国人民艰难困苦地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回来的中国解放区再送交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所谓“政令、军令”,例如,一九三九年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九四一年的所谓“解散新四军”和“退至旧黄河以北”,一九四三年的所谓“解散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四年所谓“限期取消十个师以外的全部军队”,以及在最近谈判中提出来的所谓将军队和地方政府移交给国民党,其交换条件是不许成立联合政府,只许收容几个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独裁政府里去做官,并将这种办法称之为国民党政府的“让步”等等。幸喜我们没有服从这些东西,替中国人民保存了一片干净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军队。难道中国人民不应该庆贺这一个“不服从”吗?难道国民党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将黑龙江至贵州省的广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侵略者,还觉得不够吗?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欢迎这些“政令、军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欢迎这些东西吗?没有一个不是形式的而是实际的、不是法西斯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联合政府,能够设想中国人民会允许中国共产党人,擅自将这个获得了解放的中国解放区和抗日有功的人民军队,交给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政府吗?假如没有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还有今日吗?我们民族的前途还能设想吗?


内战危险:


迄今为止,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3〕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他们企图把中国抛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谈判: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为着防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无疑地,这项要求是适合时宜的,几个月内,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响应。

 

关于如何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以及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项问题,我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曾经有过多次谈判,但是我们的一切建议都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国民党不但对一党专政不愿废止,对联合政府不愿成立,即对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例如,取消特务机关,取消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释放政治犯,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解放区,撤退封锁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等等,也一项不愿实行。就是这样,使得中国的政治关系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之下。


两个前途:


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分析看来,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这个可能性,这个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它就似乎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这是一方面,这是必须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内外情况的分析看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我们清楚地懂得,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们同样地懂得,任何困难和障碍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而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竭尽全力地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是我们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任务。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方面,是有利于我们和全国人民的。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鉴于世界大势之所趋,中国人心之所向,毅然改变其错误的现行政策,使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使中国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国早日诞生。须知不论怎样迂回曲折,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而且这种时机已经到来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四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上面,我已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给了一个分析。这样的一个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广大的中国人中间,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具体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国的全部情况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国的两个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何以有这样的不同,何以有这样的两条路线之争。只有这样,才会使人们了解,两党的争论,不是如有些人们所说不过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气用事的争论,而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

 

在目前中国时局的严重形势下,中国人民,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一切关心中国时局的外国人民,都希望中国的分裂局面重趋于团结,都希望中国能实行民主改革,都愿意知道中国共产党对于解决当前许多重大问题上所持的政策。我们的党员对于这些,当然更加关心。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历来是明确的,八年的战争考验了这些政策。我们的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下面,我就来说明我们党在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得出的关于重要政策方面的若干确定的结论。


我们的一般纲领:


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也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种共同纲领,可以分为一般性和具体性的两部分。我们先来说一般性的纲领,然后再说到具体性的纲领。

 

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是和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相一致的。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那末,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

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著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孙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们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上,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的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我们果然是这样做了,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变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似乎不是忠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我们所承认的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里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互相一致的。应当指出,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和在此以前的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塞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是处在除了布尔塞维克党以外没有其他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塞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我们的具体纲领:


根据上述一般纲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中还应当有具体的纲领。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没有变化,但其具体纲领,三个时期中是有了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敌军和友军在三个时期中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目前中国人民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一)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二)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团结起来,实现一个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团结,迅速地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三)国民党政府分裂民族团结,阻碍这种民主的改革。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要求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乡卫国;要求从政治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要求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4〕;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5〕,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要求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改善中苏邦交;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各同盟国广大民主舆论界的呼声。

 

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准备以上述纲领为基础和他们进行协商。各党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党之间应该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

 

这样的纲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暂时还是一个要求的纲领;对于沦陷区,除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项外,是一个要等到收复后才能实施的纲领;对于解放区,则是一个早已实施并应当继续实施的纲领。

 

在上述中国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体纲领中,包含着许多战时和战后的重大问题,需要在下面加以说明。在说明这些问题时,我们将批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将回答其他人们的一些疑问。

 

第一 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开罗会议〔6〕决定应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里进行活动,企图获得妥协的和平;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分子,经过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协的危险并未完全过去。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但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刻制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现在的消极的抗日政策,将其一切军事力量用于积极对日作战。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地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地依靠国民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的权利。如果反动分子要想剥夺中国人民的这种神圣的权利,要想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要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国人民在向他们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因为中国反动分子的这种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完全是帮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应该“结束”是确定的了,毫无疑义的了。但是如何结束呢,可就意见分歧了。一个说:立即结束,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一个说:等一会再结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却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两种做法的表现:真做和假做。

 

第一种,真做。这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如同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是一个团结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拥护这个方针的。

 

第二种,假做。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

 

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愿意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现在谁也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那里来的国民党代表?那里来的“国民大会”?现在叫着要开的,是那个还在内战时期,还在八年以前,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如果这个会开成了,势必闹到全国人民群起反对,请问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如何下台?归根结底,伪造国民大会如果开成了,不过将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

 

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有关民主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声明;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时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但是谈判的基础必须放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上,一切离开这个总方针的所谓办法、方案,或其他空话,不管它怎样说得好听,我们是不能赞成的。

 

第三 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不清楚么?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一九二五,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的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于认真唤起民众、认真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则称之为“奸党”、“奸军”、“奸区”。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第四 人民的统一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着防止内战,为着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7〕。现在又在山上大叫其专制统一论,这是叫给谁听呢?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愿意听它么?经过了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又经过了十八年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人民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有了明亮的眼睛。他们要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不要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我们共产党人还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没有一天不为此而奋斗。一九三九的国民党推行其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机,国民党人大叫其专制统一论的时候,我们又说: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只有这后一种统一才是真统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统一〔8〕。又过了六年了,问题还是一样。

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么?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就是争统一的运动。我们在具体纲领中提出了许多争自由争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同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废止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实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动员那里的全体军民打倒日本侵略者,而且还将发展为内战的惨祸,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识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有党有派的民主分子,包括国民党内的许多民主分子在内,一致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就因为他们看清楚了时局的危机,非如此不能克服这种危机,不能达到团结对敌和团结建国的目的。

 

第五 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么?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9〕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因为实行了这种方针,成了“国民之武力”,就是说,成了人民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在北伐战争的前期,做到了孙先生所说的“第一步”,所以打了胜仗。从北伐战争后期直至现在,连“第一步”也丢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在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对于一切可以教育的军官,应当给予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学得正确观点,清除陈旧观点,为人民的军队而继续服务。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赞助改革中国军队的事业。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一切愿意团结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对中国解放区的军队,都应该看作自己的友军,给以适当的协助。

 

第六 土地问题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

 

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不同的,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那些人们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绝对大多数,就是说,除开那些带上了封建尾巴的富农之外,无不积极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农业生产力获得发展,对于他们是有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现在坚决地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正是这个反人民集团,因为他们是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出而张牙舞爪,进行了十年反人民战争,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战争的,就是那个集中了孙中山一切不肖子孙在内的团体--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孙先生的人们不但反对“耕者有其田”,连减租减息也反对。国民党政府自己颁布的“二五减租”一类法令,自己不实行,仅仅我们在解放区实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状:名之日“奸区”。

 

在抗日期间,出现了所谓民族革命阶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阶段的两阶段论,这是错误的

 

大敌当前,民主民生改革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这是国民党反人民集团的谬论,其目的是不愿抗日战争获得彻底胜利。有些人居然随声附和,作了这种谬论的尾巴。

 

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且已经这样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抗日期间,减租减息及其他一切民主改革是为着抗日的。为了减少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只实行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奖励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并使开明士绅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参加抗日的社会工作和政府工作。对于富农,则鼓励其发展生产。所有这些,是在坚决执行农村民主改革的路线里包含着的,是完全必要的。

 

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

动摇于两者之间,口称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路线。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动员一切力量,向着中国共产党放出了一切恶毒的箭:明的和暗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在那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呢?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吗?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欢迎和鼓励,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给日本侵略者帮了大忙吗?所谓“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所谓“奸党”、“奸军”、“奸区”,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难道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真正符合于民族利益的认真的事业吗?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认识这一切,不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中国解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

 

这里应当指出一点,就是说,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原来在农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时,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现在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其形式和内容都起了变化;它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说,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容易了解农村现时还是以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特点;在解放区,则还要加上暂时还是被敌人分割的和游击战争的环境的特点。因为不了解这些特点,他们就往往不适当地带着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或工作的观点去观察农村问题,去处理农村工作,因而脱离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这种现象,必须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灭以后,对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土地应当没收,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第七 工业问题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一切依赖外国,它的财政经济政策是破坏人民的一切经济生活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仅有的一点小型工业,也不能不处于大部分破产的状态中。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学得了许多东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而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国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部分产业界,为上述目标而奋斗。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任务中将起伟大的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一九二一年,产生了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中,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极大的努力和极有价值的贡献。在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将起着极大的作用。在抗日结束以后,可以预断,中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贡献将会是更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企业和财产,应当没收,归政府处理。

 

第八 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第九 少数民族问题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10〕。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一九四四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第十 外交问题

 

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11〕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12〕。

 

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这些援助,表示感谢。我们认为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就是说,依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决不会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

 

我们认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之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

 

我们认为开罗会议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应当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

 

我们希望印度独立。因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

 

对于南洋各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能够得到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对于泰国,应当仿照对待欧洲法西斯附属国的方法去处理。

 

关于具体纲领的说明,主要的就是这样。

 

再说一遍,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二十四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就是说,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人,企图孤行己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但是结果都行不通。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见,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


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


关于我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我已在上面作了充分的说明。无疑地,这些纲领是要在全中国实行的;整个国际国内的形势,给中国人民展开了这种想望。但是,目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沦陷区,在解放区,这三种地方互不相同的情势,不能不使我们在实行时要有所区别。不同的情形,产生不同的任务。这些任务,有些我已经在前面说到了,有些还须在下面加以补充。

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没有爱国活动的自由,民主运动被认为非法,但是包括许多阶层、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的积极活动是在发展中。中国民主同盟,在今年一月发表了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社会各界发表同类性质的宣言的,还有许多。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对于他们自己的领导机关的政策,日益表示怀疑和不满,日益感觉他们的党在广大人民中孤立起来的危险性,而要求有一种适合时宜的民主的改革。重庆等地的工人、农民、文化界、学生界、教育界、妇女界、工商界、公务人员乃至一部分军人的民主运动,正在发展。所有这些,预示着一切受压迫阶层的民主运动正在逐渐地向着同一的目标而汇合起来。目前运动的弱点,在于社会的基层分子还没有广泛地参加,地位非常重要而生活痛苦不堪的农民、工人、士兵和下层公教人员,还没有组织起来。目前运动的另一弱点,是参加运动的民主分子中,还有许多人对于根据民主原则发动斗争以求转变时局这一个基本方针,还缺乏明确的和坚决的精神。但是客观形势,正在迫着一切受压迫的阶层、党派和社会集团,逐渐地觉悟和团结起来。不管国民党政府如何镇压,也不能阻止这一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为着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应当给予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那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中国沦陷区的任务:


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号召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对于我沦陷区内的兄弟姊妹们的摧残、掠夺、奸淫和侮辱;激起了一切中国人的火一样的愤怒,报仇雪耻的时机快要到来了。沦陷区的人民,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的鼓舞之下,极大地增高了他们的抗日情绪。他们迫切地需要组织起来,以便尽可能迅速地获得解放。因此,我们必须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须有大批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去工作。必须就沦陷区人民中训练和提拔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当地的工作。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在一切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

 

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反对同胞的伪军伪警及其他人员提出警告:他们必须赶快认识自己的罪恶行为,及时回头,帮助同胞反对敌人,借以赎回自己的罪恶。否则,敌人崩溃之日,民族纪律是不会宽容他们的。

 

共产党人应当向一切有群众的伪组织进行争取说服工作,使被欺骗的群众站到反对民族敌人的战线上来。同时,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进行调查工作,以便在国土收复之后,依法惩治他们。

 

对于国民党内组织汉奸反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背叛民族的反动分子,必须向他们提出警告,叫他们早日悔罪。否则,在国土收复之后,必然要将他们和汉奸一体治罪,决不宽饶。


 中国解放区的任务:


我党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已经在解放区实行了并且有了显著的成绩,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今后应当从各方面发展和巩固这种力量。

 

在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但是同时应当注意,敌人在目前还是有力量的,它还可能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注意解放区的各项巩固工作。

 

应当扩大解放区的军队、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并加紧整训,增强战斗力,为最后打败侵略者准备充分的力量。

 

在解放区,一方面,军队应实行拥政爱民的工作,另一方面,民主政府应领导人民实行拥军优抗的工作,更大地改善军民关系。

 

共产党人在各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的工作中,在社会工作中,应当继续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在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很好的合作。

 

同样,在军事工作中,共产党人应当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抗日民主分子,在解放区军队的内部和外部,很好地合作。

 

为了提高工农劳动群众在抗日和生产中的积极性,减租减息和改善工人、职员待遇的政策,必须充分地进行。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必须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规模地发展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和贸易,改善军民生活。为此目的,必须实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城市驱逐日本侵略者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

 

为着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必须十分注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地培养本地的工作干部。一切从外地去的人,如果不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果不是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并适合情况地去帮助本地干部,爱惜他们,如同爱惜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那就不能完成农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任务。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

 

当然,一切本地人,应当热烈地欢迎和帮助从外地去的革命工作人员和人民军队。

 

关于对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的问题,必须提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公开的敌人,公开的民族破坏分子,容易识别,也容易处置;暗藏的敌人,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就不容易识别,也就不容易处置。因此,对于这后一种人必须采取严肃态度,而在处理时又要采取谨慎态度。

 

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13〕。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不要使他们失望。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

 

五 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这些政策和完成这些任务呢?

 

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显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是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条件。谁要是只看见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道,不论在整个党的二十四年历史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很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我们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缺点。谁要是只看见成绩一面,不看见缺点一面,谁也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我们党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时期入党的,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根据大会的决议,为着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达此目的,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重说一遍,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同志们,有了三次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我坚决相信,我们是能够完成我们的伟大政治任务的。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注释:

〔1〕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一九三六年九月,由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所组织的革命青年团体。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先队员参加了战争和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先队组织,一九三八年被蒋介石政府强迫解散。在解放区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并入更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会。

〔2〕参看本书《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所列举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实。

〔3〕斯科比是英帝国主义派驻希腊的侵略军的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寇在欧陆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流亡在伦敦的希腊反动政府,进入希腊。他指使并协助希腊反动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寇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把希腊投入恐怖的血海中。

〔4〕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基层政治制度。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蒋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各省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其中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以及各项反革命的强迫劳役办法。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国民党政府便正式宣布在它所统治的各省市一律推行这种法西斯统治制度。

〔5〕指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教育。

〔6〕开罗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美英三国在埃及京城开罗所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这个宣言曾对将台湾等地归还中国作了明确的规定。一九五○年六月,美国政府公然背弃了这一协议,派遣海军控制台湾,企图剥夺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权。

〔7〕峨眉山是四川省西南部的名山。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用来指蒋介石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中当作最后巢穴的四川山地。

〔8〕见本书第二卷《必须制裁反动派》、《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等文。

〔9〕引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的《北上宣言》。

〔10〕这是指蒋介石在他的反革命小册子《中国之命运》内的胡说。

〔11〕大西洋宪章是一九四一年八月美英大西洋会议结束时联合发表的一个文件。莫斯科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德黑兰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苏美英三国于伊朗京城德黑兰举行的会议。克里米亚会议是一九四五年二月苏美英三国在苏联南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所举行的会议。当时所有这些国际会议都决定以联合的力量击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并在战后防止侵略势力和法西斯残余的再起,维持世界和平,赞助各国人民的独立民主的愿望。但在战后,美英政府即背弃和破坏了这些国际协议。

〔12〕一九四四年八月至十月,苏美英中四国代表按照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定,在美国敦巴顿橡树林举行会议,草拟了联合国机构的组织草案。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有五十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大会,当时中国解放区也派遣了董必武同志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1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在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并由各解放区代表共同开过一次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日本投降后,因时局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召开。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8-1048页 

关于健全党委制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当然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1】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2】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3】。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4】。

 

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5】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1949313日,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现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目前各中央局、分局都领导很大的地区,担负很繁重的任务。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当然,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过是一个比方。

 

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点过去大家不注意,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在这方面大有进步,友好团结关系大大增进了。今后仍然应该不断注意。

 

三、“互通情报”。 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1],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现在党内的语言比较一致了,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对什么是“中农”和什么是“富农”,就还有不同的了解。

 

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 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2],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

 

五、学会“弹钢琴”。 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六、要“抓紧”。 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七、胸中有“数”。 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八、“安民告示”。 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九、“精兵简政”。 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十一、力戒骄傲。 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十二、划清两种界限。 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3]?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么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觉得,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

 

遥控IC 法兰绒 建筑模型
镜头 槽钢 草编制品